寒竹：解放思想对40年改革开放的意义

本文系《东方学刊》“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文章之一

寒竹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当代中国的发展奇迹何以可能？这是当今世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自身，都在以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视阈来探讨这个问题。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4%份额的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理解了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向。对于中国来说，深刻理解自身过去40年的发展奇迹何以可能，对未来社会持续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正确地总结出过去做对了什么，才有可能对未来的发展作出正确的选择。

中国奇迹何以可能？也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个课题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从不同的学科对中国过去40年风云激荡的改革与发展进行微观和宏观的分析研究，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对丰富和发展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本文不准备在此阐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对世界发展的重大意义，也不打算在此分析和梳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具体历史进程，仅讨论催生40年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如何产生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和进一步解放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实事求是，直面危机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生死存亡的抉择。今天，关于文革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灾难，人们已经有了基本共识。但在尚未彻底否定文革的1978年，公开指出文革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困境是需要勇气的。

文革后期的中国，由于物资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社会郁积的不满已经相当强烈。当时的普通中国人感觉到，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实在太大。中国在1971年以“乒乓外交”的方式打开了跟西方国家交往的大门，普通民众通过新闻纪录片和《参考消息》等媒介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港台地区的生活水平逐渐有所了解。中国大陆当时的生活水平大幅度落后于外部世界，这一现实强烈地刺激了普通中国人的神经。在文革中，很多中国人都曾经有过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各国人民的雄心，但这个光荣的梦想在现实面前破灭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省，我们拥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活水平却为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落后于香港和台湾地区？中国人沿着文革道路真的能走向繁荣富强吗？

如果说当时的中国人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感到了自己的落后，那么他们在与过去的比较中则产生了“今不如昔”的感觉。普通中国人并不了解十年文革中国民经济发展的具体数据，但人们可以深切感受到的是，文革十年，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工资只调整过一次，而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是在下降；十年间全国各个城市几乎没有新建住宅，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住房面积急剧下降，三代人同居一室的现象越来越多，陈旧住宅楼的走道几乎成了各家各户的厨房；在文革前夕，中国城镇的票证配给尚局限在粮食、布匹和食糖、食用油等范围，而到文革期间，按照票证配给的商品已达几十种，食品和日用品的匮乏直接动摇着人们对文革的信念。在农村，有2.5亿人口（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普遍感到生活水平一直呈下降水平，“今不如昔”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对文革的反感和抵触情绪也越来越强烈。

但是，在当时直面危机，承认问题是需要勇气的。中共十一大虽然正式宣布了文革结束，但并未否定文革，也没有改变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所以，在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是解放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直面现实的困难和危机。

1978年2月26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使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来形容文革后期中国经济的状况：“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说：“‘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¹⁾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对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落后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差距讲得更加清楚：“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²⁾

近年来，随着对建国以后前30年经济发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界对文革时期经济发展具体状况的判断出现了一些争议。文革是否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十年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是否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是否应当具体分析文革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状况？客观地说，目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做的分析和研究还很不够，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实为必要。

可以确定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必须拨乱反正的重要历史关头，文革造成的社会恶果必须解决，中国的国民经济必须尽快恢复，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所以，在这个时期对文革进行反思和否定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坚持初心，具有强大自我调适能力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承担起了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重任，力图走出危机，这是中国得以进入改革开放轨道的政治前提。 

二、真理标准的讨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序幕的。正是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从此步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从宏观历史看，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走出文革藩篱、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点，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

但是，把当代中国如此重大的历史转折归结于这四天的中央全会显然过于简单。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已经酝酿了大半年的时间。从1978年春开始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给全社会带了巨大活力，推动着全党、全军和全社会冲破文革延续下来的思想束缚和政治窠臼。从某种意义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政治成果。

在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6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众所周知，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冲破了文革错误理论的藩篱，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准备。改革开放40年来，对这场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多，有的从政治上分析研究这场讨论在当时的现实意义，有的从这场讨论的具体发展过程来梳理当时的历史细节，当然，更多的是从哲学上论证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话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这是我们回顾改革开放40年时应当思考的，因为这对当下中国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稍微了解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哲学观点。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费尔巴哈论纲》中，马克思讲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³⁾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⁴⁾ 而无论是《实践论》还是《新民主主义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都是全社会广泛学习的，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的真理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常识在当时还需要讨论呢？这实际上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为了强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的指导地位，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理论逻辑。这种逻辑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经过了社会实践检验的真理，因此也应当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按照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当时中国理论界讨论问题时常常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讲过的话作为判定是非对错的标准，作为真理的判断标准。

这种思维逻辑的误导性在于，推论表面上并没有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它承认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但这种逻辑把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也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争辩的要点就在于此。这次讨论最大的思想成果在于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但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本身并不能作为真理标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澄清了这一点，也就抽掉了教条主义的哲学基石。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否正确，是否具有合理性，不是由马克思、毛泽东的论断来检验，而是由社会实践来检验，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重新界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宣布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划时代的改革开放大业由此揭开序幕。 

三、解放思想，打破坚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就可以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进行。实际上，改革的每一步都充满激烈冲突，都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8年秋，安徽凤阳遭遇特大旱灾，粮食歉收，农民再次遭遇饥荒的威胁。11月底的一个夜晚，小岗村队干部召集全村人开会讨论生产问题。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立下一张契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割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安徽小岗村的分田到户在当时的中国并非个案，只是小岗村的分田到户特别具有典型意义。事实上，同在安徽的肥西南山区小井庄在1978年9月23日就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此外，当时在河南洛阳、四川广汉都自发地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怎样看待1978年中国农村出现的分田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一些干部并未真正理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不是用实践这个唯一标准来检验社会现象的是非对错。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署名为张浩的读者来信，该信对当时出现的分田到户现象感到担忧。《人民日报》编辑专门给这封信加了较长的一段编者按：“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针对张浩的来信和编者按，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第二天就做了回复：“是或非，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靠实践来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9年，安徽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一年后，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而河南、四川等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都被实践证明为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农民在实践中取得的成果给中央的决策提供了依据。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农民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1982年1月1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包括“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农村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的产生及其合法化的过程说明，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并非纸上谈兵，而是有着极强现实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这场大讨论，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无法在现实中迈出步伐。 

四、解放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 

如果我们把当前的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追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会发现今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跟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相比，有一个鲜明的特色，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还要取消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构想，而这个构想并没有为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留下空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得很清楚：“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⁵⁾

列宁基本上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观点。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⁶⁾  列宁指出，“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⁷⁾

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具体论述，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那么，中国共产党就能够从实践中总结发展出新的社会主义理论。

在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⁸⁾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此，邓小平被人们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父”。

遵循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构思，2013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在此之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也尝试对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进行改革，试图容纳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虽然有的国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少许成功，但最终都无法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融为一体，无法使经济保持持续的活力，而这正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解放思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改革，而不是其他意义上的改革。中国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不仅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还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的经济体。有着大量私营企业在内的中国经济体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

中国学界通常把1956年看成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起点，这是因为中国在这一年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确立。

中国共产党党章把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是一个过渡时期，终究是要从低级走到高级，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公有化的程度是一个标志。公有化的程度越高，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程度越高，这是确定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之点。

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基本上消灭了私有制，逐渐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涵盖了所有的经济体。但是，从1958年到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逐渐忽略了生力的现实发展水平而片面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由于对公有化程度的追求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纠正了超越生产力现实水平、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的错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步调整生产关系，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最终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背景。

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调整。这个调整，从生产关系上看，其实是一个战略性的退却，即把已经超前了的生产关系调回到跟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有化水平，使单一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退却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体系。如果仅仅从公有化的程度来看，这当然是一个退却性的调整。但这种调整看似退却，实质上却是在前进，因为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讲的波浪式发展或螺旋式上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物质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调整是必须的，是符合中国的现实与国情的，因为这个调整让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历史阶段”就是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冠之以“初级”二字，就是因为由于生产力的现实水平，中国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必须要包括民营经济等多种所有制。正是由于生产关系中还有民营经济，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始于1955年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和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的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和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两个概念。但是，总体说来，中国共产党尽管在六七十年代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但一直没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容形成自觉认识。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才进入自觉阶段，1987年中十三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这个自觉认识形成的标志。 

六、结语 

从以上的梳理与论述可以看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中国40年改革开放有着重大意义。没有1978年的那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就无法拨乱反正，无法开启改革开放的道路，无法创造出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精神对物质有巨大反作用，社会意识，特别是先进的社会思想会反过来影响和推动社会的现实发展和物质创造。恩格斯曾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引用德国诗人海涅的名言：“思想走在行动之前 , 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

中国在成就了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奇迹”后，正在步入一个新时代。朝未来看，这个新时代任重而道远，而且充满挑战。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目标，中国将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再奋斗15年，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在第二个一百年实现民族复兴。在未来的30年中，中国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改革过去40年改革尚未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解决改革开放40年产生的新问题。这种同时解决新旧矛盾与问题的改革比这40年的改革开放更为复杂和艰难。

从国际上看，中国将在2035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国际格局的变化将会引起西方国家的集体不适应。美国最近向中国发起贸易战，正表现出美国的焦虑。西方国家这种对中国以非西方方式崛起的焦虑和不安势必给中国带来各种难以预料的麻烦与挑战。

所以，中国未来30年的改革与发展会比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面临更多挑战与压力，这是大概率的事情。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总结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前进道路上加大创新力度，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在未来两个阶段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注：

（1）《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86 页

（2） 同上，第 231-232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6 页。

（4）《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63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23 页。

（6）《 列宁全集（第 1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75 页。

（7）《列宁全集（第 1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11 页。

（8）《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3 页。

《东方学刊》创刊号目录

创刊词 ( 张维为）

专题：改革开放40 周年

王绍光  奠基与延续——中国道路的世界性意义

杨光斌  初步成型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与制度化吸纳

寒 竹  解放思想对40年改革开放的意义

张旭东  文艺文化思想领域40年回顾

政治

殷之光  国际主义：从第三世界独立历史出发的世界秩序叙事 

卢南峰 吴 靖  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

经济

史正富  现代经济学的危机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王东宾  地方债与国资再造：政府平台市场化转型的米德视角

文化

孙佳山  中国电影的改革开放40年，三个基本坐标及其历史临界

白 钢  典型性创世论性质文本释读与比较研究

书评

田 雷 “虎妈”的另一种读法——狐狸，还是刺猬？

王 锐  如何书写近代史？ ——评孙歌《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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